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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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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月 07, 2022

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AR/VR、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本文基于文献和案例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时代广泛的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构产业生态,中小企业面临实现规模经济、拓展应用场景的新机遇,并提出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措施建议,以期为相关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AR/VR、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2015年11月,美国启动“数字经济议程”以来,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和范围内,数字经济、数字转型、数字生存以及数字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就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1]。习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绘就了蓝图、提供了遵循[2]。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广泛的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构产业生态规则,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中所处的竞争位置也有望重塑,加快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紧迫性更加凸显。新冠疫情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按下了加速键,中小企业迎来了新的应用场景的无限机遇,也迎来诸多挑战。基于此,本文重点讨论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机遇与挑战;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挑战及应对之策;以及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实现融合发展等。

数字经济的提出,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90年代。1995年,加拿大的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出版了《数字经济》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著作问世。1997年日本通产省开始使用数字经济一词,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正在兴起的数字经济》报告。有关数字经济的理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3]。

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文献多有论述。早期文献对数字经济的讨论,主要是依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建设以驱动经济增长。比如,《正在兴起的数字经济》报告认为,数字经济包括两个方面,电子商务和使电子商务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产业[4]。近年来国内外文献对数字经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创新是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发展等问题。G20沙特会议发布的《G20迈向数字经济测度共同框架路线图》中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涵盖依赖于或显著获益于利用数字投入的所有经济活动,这些投入包括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和数据,指包括政府在内,所有在其经济活动中利用数字投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5]。我国网信办的文件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6]。本文将在此定义基础上对数字经济时代进行讨论和展望。

关于数字经济的外延,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的产业可以分为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产业,其中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提供支持性物质条件,涉及数字技术产生和发展的产业包括数字经济使能基础设备及其维修服务、电信与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类产业,而数字经济融合产业即为数字技术融合的相关产业总和[7]。2018年3月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发布工作文件《数字经济的定义和衡量》,将数字经济定义为:① 计算机网络存在和运行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ICT部门);② 通过该系统发生的数字交易(电子商务);③ 数字经济用户创造和访问的内容(数字媒体)[8]。

关于数字经济的核算问题,普遍认为要将国民账户体系和数字经济的度量关联起来,通过完善现有的国民账户体系(SNA)来改善现有宏观经济框架中数字经济的计量,这不仅可以使决策者了解某些行业在参与数字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还可以提供国际比较的机会。2020年OECD提出了分层定义框架,将数字经济分为四层,分别是核心层、狭义层、广义层和“数字经济+”[5]。核心层包括基本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狭义层包括“数字赋能经济”,即依赖于数字技术和信息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广义层包括“数字强化经济”,既包括核心层和狭义层,也包括使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显著提升生产率的企业所制造的产品和服务。“数字经济+”则包括未被统计在GDP内的其他数字化交易和活动,如免费的数字服务。OECD度量方法的特点是以“产品”为基础来描绘数字经济[5]。

关于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从投入阶段发展到产出和分配阶段[9]。数据既是生产劳动的成果,又是下游产品和产业的生产条件即生产要素。大数据、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云计算、区块链、3D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及相关软件设计、硬件研制技术等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中应用,所形成的数字化的知识信息即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据与传统的生产要素相比,具有数据形式虚拟性、数据功能通用性、数据运行的即时性以及数据使用的共享性、外部性等独有特性[10]。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较之于传统经济,数字经济有着显著的特征:生产要素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主而非传统的资本要素,核心驱动来自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现代信息网络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和基础设施提高发展条件,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的兴起,将加速重构商业模式、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推动治理模式变革。

一般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这三大定律解释了数字经济中收益递增的原因。

梅特卡夫法则。梅特卡夫法则是3Com公司创始人、计算机网络先驱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的。该定律可以概括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节点数的平方,即网络是以指数函数的形式快速“增值”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网络中有n个人,那么网络对于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这样网络对于所有人的总价值与n×(n-1)=n2-n成正比,梅特卡夫法则解释了网络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和正反馈性,联网的用户越多,网络的价值越大,联网的需求也就越大,每一个新上网的用户都因为别人的联网而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交流机会。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显著,主要是基于网络的产品和服务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11]。

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指的是计算机硅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而其价格将会以减半的速度下降。这个定律不仅体现了网络科技更新的速度,还反映了其成本降低的可能性。摩尔定律实际上反映了学习曲线,随着产出的增加,厂商不断改进生产,结果单一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从而导致收益递增。

达维多定律。达维多定律是指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将会获得50%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只有新产品才能够保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这一定律促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淘汰自身落伍产品,力争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达维多定律说明网络经济中的主流化现象,由于协同价值和锁入效应的影响,消费者对于一些网络产品的使用产生习惯性,他们的消费行为显示出巨大的粘性,从而使厂商拥有不断增加的消费者数量[12]。这解释了数字经济的范围经济效应显著的原因,平台用品牌优势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数字经济战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展现出应对变化的强大韧性,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力量。2019年,全球47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1.5%,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全球数字经济平均名义增速为5.4%,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 。

从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经济发展看,发达国家在战略实施方面取得先机,占据了数字经济的优势地位。美国自1998年开始在国家层面提出发展数字经济,2017年起经济增长中超过1/4来自于数字经济[13]。英国2009年发布《数字英国》计划,随后不断升级数字经济战略[14]。欧盟坚持合作共赢原则,着力打破成员国间的数字市场壁垒,构建欧盟内部统一的数字市场[14]。2021年3月欧盟推行“数字十年”倡议,旨在确保欧洲所有初创企业与成熟企业均可成功融入创业生态系统,并在该系统采用的最佳实践中受益。旨在让上述实践成为普遍规则,帮助欧盟向可持续、数字化及弹性的经济转型[15]。“2021年3月9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了《2030年数字指南针》,提出数字化转型最新目标:关于数字企业,实现75%欧洲企业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关于数字中小企业,让90%以上的欧洲中小企业至少达到基本的数字强度水平”[16]。“截至2020年6月,24个OECD国家制定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2017年以来,许多OECD国家发布了国家5G战略”[20]。德国积极践行“工业4.0”,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2017年瑞典推出数字化战略,旨在瑞典实现可持续的数字转型,成为利用数字化转型机遇的世界领导者[20]。日本政府2001年就提出《e-Japan战略》,随后又相继发布《u-Japan》《i-Japan》《ICT成长战略》《智能日本ICT战略》等,2013年开始致力于建设“超智能社会”[19]。近年来,韩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重大进步,韩国在OECD于2020年首次发布的“数字政府评价指数(The OECD 2019 Digital Government Index)中综合排名第一”[20]。

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普遍滞后于发达国家。印度2015年推出“数字印度”计划,主要包括普及宽带上网、建立全国数据中心和促进电子政务[21]。到2025年,印度数字经济将创造高达1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其中一半将来自不同经济领域涌现的新数字生态系统[22]。巴西2016年颁布《国家科技创新战略(2016-2019年)》,将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明确列为国家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23]。俄罗斯2017年将数字经济列入联邦政府2018-2025年主要战略发展方向,出台《俄联邦数字经济规划》[24]。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白皮书测算,2019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23.5万亿美元,占全球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73.9%,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8.3万亿美元,占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26.1%,数字经济南北差距较大,发达国家数字经济体量是发展中国家的2.8倍多[25]。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试图突破数字贸易壁垒,通过数字经济合作实现共赢。但针对中国等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迅速崛起,美欧等国家和地区正在加快构建联盟,意图与中国在数字市场份额、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规则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在中国,数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增长了12.7倍,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6%,占GDP比重由14.2%提升至36.2%,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19]。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核心的增长极之一。从2014年到2019年的6年时间,数字经济对GDP增长始终保持在50%以上的贡献率。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数字经济名义增长达到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高于同期第一产业名义增速6.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名义增速9.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名义增速6.5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7%[26]。

中国企业抓住数字化浪潮实现了新的发展,2018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评选了54家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其中中国上榜企业达到16家,数量最多,占总数的29.63%[27]。这反映了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占据了一定优势。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使得世界经济局面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但数字经济展现出其顽强的韧性,特别是中国面对疫情挑战,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拓展和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2020年4月习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在成功控制住了疫情之后,企业复产复工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季度增幅实现了从-6.8%、3.2%、4.9%再到6.5%的逆势上扬[28]。在2020年底,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了10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101.59万亿元[29]。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后文简称《建议》)中,突出强调“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其中“数字化”一词出现了25次。《建议》中设立专章部署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同时强调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等。随着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实施,预计“十四五”期间,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产业将带动超过60万亿元的经济产出[30]。

数字经济催生了一系列新业态、新经济和新模式,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传统行业领域资源和需求的匹配模式、价值创造模式,存续产业的既有资源和新兴领域的技术增量,推动产业生态重构。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在产业链中所处的竞争位置也相应调整,面临实现规模经济、拓展应用场景的新机遇,正在加快进入数字化转型时期。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开放创新。由于通讯基础设施的改善,5G通信技术及其带来的互联网升级、物联网普及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之势加速推进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紧密联系,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数字经济的影响从企业内部溢出,流向竞争对手乃至整个供应链,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机会。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开源创新越来越得到重视和关注。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创新联合体发展,完善开源知识产权和法律体系,鼓励企业开放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和应用服务[31]。百度的飞桨深度学习平台是产业级深度学习开源开放平台,具有开发便捷的核心框架、支持超大规模深度学习模型训练、多端多平台部署的高性能推理引擎和覆盖多领域的产业级模型库四大核心技术,可以让开发者和企业基于平台更快速、便捷地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32]。旷视开源其深度学习框架天元(MegEngine),公布了在GitHub和OpenI的代码托管地址,同时发布了MegStudio的在线深度学习工具和模型中心ModelHub,提供算法模型和旷视的最新的技术,拓展了深度学习开源框架[33]。开源平台使得中小企业和个人开发者都有条件参与学习。

2.2数字化工具提高了企业响应速度,使得中小企业运营更加敏捷、韧性、高效

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公司一般具有以下特点:更加以客户为主导,公司更敏捷。因为市场变化越来越快,客户需要实时反馈,所以敏捷性很重要。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使得企业系统沟通反馈的效率更敏捷、更高效,从而更有韧性和弹性,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的变化和客户的需求。比如,德国伯曼集团是知名的物流装备类企业,主要提供输送、装载、堆垛、包装、分拣和配送等自动化装备。为了改善客户服务,伯曼集团开发了视频眼镜,在视频眼镜的帮助下,客户可以在不在场的情况下理解问题,另外也可以在视频中记录眼镜的使用说明,独立解决问题[34]。

数字化支撑的业务远程化和风险预测,可以使企业在人员无法正常到场的情况下得以保障业务连续性。如远程办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远程办公效率不断提升,方便了员工的沟通。还有人工智能在呼叫中心的应用,人工智能系统同一时间可回复多个呼叫,显著提升效率,这是人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数字化工具更深远意义的影响在于,提高了中小企业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助其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从而能应对暂时疲软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压力。在新冠疫情给中小企业带来巨大挑战之际,数字化工具显示出对抗疫情和不确定风险的强大优势。比如,德国企业的数字化起步早,在面对因新冠疫情而激增的市场需求,很多化工和制药企业依托数字化管理,迅速调整生产线和供应链,在疫情防控期间取得不错的业绩[35]。

在中国,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社区安保、保证居民消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线办公、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文娱等创新业务场景需求也大幅度地提升,云签约、云招聘、云培训等云协同的应用也正在成为新趋势,客观上推动大批中小企业走上了数字化转型的轻道路,很多企业享受到了数字化赋能技术带来的切实好处。字节跳动旗下的一站式企业协作平台——飞书联合抖音企业号以及多家生态合作伙伴,启动了“中小企业成长引擎计划”,免费为用户提供包括飞书协作服务、战疫工具箱、抖音企业号扶持、企业快速成长课程在内的多项辅助举措,全力赋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参与该计划的Nreal公司,成立于2017年,团队规模为120人,在使用飞书进行每日视频会议、用文档工具进行项目管理和同步后,有效提升了远程协作效率。据飞书统计,2020年2月21日至3月15日,飞书“中小企业成长引擎计划”已助力近4万家企业远程协作复工,帮助全国9545家企业开通抖音企业号,实现线

平台经济带来规模效应和长尾效应,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数字经济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是平台经济。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应用,中小企业不需要借助自己的网络和服务器,直接就可以享受到更加具有规模效应的、统一管理的、成本更低的存储和计算空间。借助电商平台的发展,极大降低了国际和国内贸易的门槛和成本,使中小企业可以借助各类电商平台实现与世界各地客户和供应商的联系,促进了全球经济贸易的普惠发展,提升中小企业开展国际业务的能力。

山东省牛仔服装生产企业海思堡集团,过去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生产同一款式服装,通过与海尔卡奥斯海织云平台合作,实现了数字化转型,从传统牛仔加工企业变成了可以小批量、个性化、大规模生产的牛仔服定制企业。在企业升级的过程中,海思堡还把自己总结研发的牛仔水洗方案等行业经验“沉淀”到海织云平台,为更多的牛仔企业提供技术支持,通过输出方案,还得到了服装加工以外的生态收入。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平台经济的意义在于赋能,由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转变为平台驱动,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钉钉平台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用户数突破2亿,企业组织突破1000万家[38]。钉钉不仅提供智能移动办公服务,还提供了开放的平台环境,把经过验证的企业服务产品、技术、安全、市场、运营、组织等能力与经验开放给进入平台的企业,为企业赋能。

依托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化能力,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转型的壁垒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工业云平台的延伸发展,在传统云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叠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工业技术、经验、知识模型化和软件复用化、应用平台化,为企业提供一个互联互通的制造业生态[39]。以贵州“工业云”为例,目前平台主要工业设备联网上云的数量达到4085台,汇聚解决方案和案例402个[40]。

工业互联网对中小企业的赋能作用尤为显著。运用传感器、互联网技术和中央处理器,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提高效率,同时利用传感器收集数据进行决策,有利于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比如,苏州一家企业的生产线采用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连通到中央处理器,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32%,每年成本减少50万欧元,生产时间减少了40%[41]。

数字技术的使用带来新的生产要素,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之所以能够具有强大的“红利”释放能力,是因为数据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供给、无限使用、无限增长的特点,根据市场的需求、用户的需要,基于已经形成的海量数据,以及可以继续不断捕捉到的新数据,通过一定的技术方式和手段进行收集、筛选、加工、处理,数据就能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成为用户和消费者选择的主要参考,也可以成为创新的方向选择。目前全球市值最大的几家公司基本都是大数据企业,包括Facebook、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腾讯控股等,显示了数据资产的市场价值。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获取数据要素是取得发展和竞争优势的关键。由于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使它比其他生产要素更易获取,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就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少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数据要素较快恢复经营和服务,比如,杭州市的企业利用钉钉的“码上复工”实现健康打卡、出差审批、无接触办公[42]。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大小企业融通,实现产业链整体效益最大化数字经济属于融合经济,数字经济的融合不仅体现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更体现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融合。每个大企业背后都活跃着诸多配套支撑的中小企业,数字技术的应用、升级,促使中小企业不断提升专业化协作能力,为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创造发展的机会,实现产业链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产业链上的龙头骨干企业在融通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构建供应链数字化工具提高供应链管控能力,实现产业链业务由线下汇聚到线上,有效增强产业链垂直分工的效率,带动中小企业在技术、产品、业态等模式的创新,从而实现大小企业融通发展。拥有百年历史的德国农业机械制造商CLAAS与德国电信开展合作,使用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作为交流通道,利用传感器对每一台农机的运行进行数据采集,过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并对使用农机的农户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反馈[41]。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还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供应链金融等新模式,使用网络平成信息搜寻、定价和交易,将订单、产品、物流等流动资产进行抵押与融资。用友YonSuite通过连接金服桥、数融链两款金融服务产品,支持企业开放经销商基本信息、订单数据、销售任务等,银行根据这些数据筛选出经销商白名单,并测算出授信额度。经销商可自主提款还款,金融机构可根据发票数据监测经销商的偿还能力[43]。

加快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我国现有4000多万家企业,其中95%以上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产业链数字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偏低,仅有不足20%的中小微企业达到较高数字化程度,大部分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处于很低或较低的程度[44]。从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的调研结果看,近70%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投入低于年销售额的3%,42%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低于年销售额的1%[45]。中小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中普遍面临人才缺乏、资源不足、网络信息安全等问题和挑战。

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必须尊重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由于数字经济是高效率的创新型经济,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需要建立高度灵活的机制,保持高度活跃的创新,还要遵循市场经济的逻辑,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机会、提供动力、拓展空间。

罗晖,女,博士,研究员,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战略与规划、科技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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